69年重游井冈山即兴写下一首词伟人看后为何画了个问号？人有善恶两面，也有公私两面，军事上的天赋无可指摘，但抛却军事的天才光辉，他也不过是名利场中的普通人。
在古田会议结束后，在1929年末，正当红四军上下认真学习和贯彻古田会议的精神，准备反抗闽粤赣三省敌人的再一次围剿时，却对形势十分悲观。
他认为敌我力量悬殊较大，两军相遇他们必要吃败仗，他对要建立根据地更是不抱希望，他认为红军此刻犹如困兽之斗，根本看不到光明的前途。
于是他用贺年的方式给毛主席写下一封长信，在信中他将自己的困惑与疑虑尽数披露，有对形势悲观的估计，也有对“红旗”究竟能打多久的怀疑。
毛主席受到来信之后，看到提出的问题，他意识到“红旗究竟能打多久”并非只有存在疑问，而是在一部分领导干部中都潜伏着这种对信心的不确定性，这是十分具有代表性的问题，也是一种危险的情绪，若是不能好好解决对他们未来的计划都将十分不利。
虽然毛主席的的远见被历史证明正确，但在当时的看来，更像是脆弱琉璃上裹着的一层梦幻泡沫，一触即破碎。
心胸狭窄的对这次书信批评也始终耿耿于怀，在1948年即将出版《选集》时，他更是向中央要求，等选集公开刊行这封信时千万要隐去他的姓名。
毛主席便将这封信题名从《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》改为了《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》，将批评的地方也做了修改。
1969年重上井冈山，重回当年故地，遥想当年世事，如今再看景还是当年的景，人却已非当年的人了，不由得诗意从心起。
他题了一首词《西江月·重上井冈山》，内容从“坚信英明领袖”到“志壮坚信马列”，从“何疑星火燎原”到“岂疑星火燎原”。
后来毛主席也看到了这首词，他对在词中自我标榜的“志壮坚信马列，岂疑星火燎原”一句，他重重画上了两道粗线，并且打下一个问号，笑着说道：“这是历史公案，就不要再翻出来说事儿了。”
当然，当时态度的摇摆不定以及对前途的悲观情绪，写信向毛主席求解心中疑惑的做法无可非议，但是事实即是事实，无论承认亦或是不承认，它都是在历史的石碑上刻下的印记，不可更改。
朱德的话十分中肯：“的个人英雄主义在井冈山时期就有所表现……他不顾党和的大局，死守着小团体不放，实际上扩大了的个人主义。”
之后担任了红28团团长，因为他性格偏执古怪Bsports体育，又喜欢猜忌疑心，所以他在团中的同事关系并不融洽。
在28团改成第一纵队后，谢唯俊担任了党代表，得知后又开始对谢唯俊“挑刺”，经常去毛主席那儿告状，于是谢唯俊就这样被他排挤出了第一纵队。
罗荣桓不愿与产生正面冲突，便避其锋芒，全身心地扑在部队建设上，无论是军中的工作，还是思想的宣传教育，亦或是士兵的军事训练和后勤保卫，他都安排的十分尽心，各项工作井井有条。
“鸡蛋里挑不出骨头”，索性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一股脑全部扔给了罗荣桓，自己只负责指挥打仗还有钻研战术。
1932年调任，前去担任新组建的红一军团军团长，那时担任委员的聂荣臻见了之后总觉得心里很不舒服。
随身总是携带着一个小本子，小本子上密密麻麻地记着历次战斗的歼敌和缴获器械的数量，他也时常会问机要科的同志要“反围剿”歼敌多少的统计数字。
的个人主义并非仅仅局限在排挤同侪上，在观点讨论做决定时，他仍然抱着主观狭隘的思想，听不得不同意见，什么都是自己对，要打造独属的权威的“一言堂”。
李德不愿意去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，只是简单地搬运苏联红军正规作战的经验，他们不愿意使用过去几次行之有效的反围剿方针，而是一意孤行的决定走军事冒险主义，主张“御敌于国门之外”。
可照搬照抄的结果并没有带来期盼的胜利，反而因为不断辗转于敌人的主力和堡垒间使得元气大伤，陷入被动。
李德和王明博古等人立马转变策略，从军事冒险主义回归军事保守主义，他们推出“短促突击”的战术原则。
所谓“短促突击”，就是敌人修筑堡垒，就地扎营而后层层推进的情况下，红军是实行同样的举措，也就此修建防御阵地，在两方对战时其实就是堡垒的对战，在敌人走出堡垒后，处在短距离的他们就能够快速的对敌人进行攻击，从而取得胜利。
对他们的瞎指挥十分不满，当时红军无论时装备还是力量都不如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军队，要是如此和军队打正规战和堡垒战，消耗的无疑是自己的力量。
于是他多次向中革军委提出建议，要求改变李德等人提出的战略计划，要用红军最擅长的运动战打击消耗敌人。
但时间不长，他突然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很快他就请李德来红一军团来讲授“短促突击”战术，他甚至要求部队成员以庄严威武的分列式对李德的到来表示欢迎，之后又集中大部分机关人员，专门向李德学习如何“短促突击”。
伍修权认为本来是支持李德的想法的，包括会议上被批判的是错误道路的“短促突击”，也是所赞同支持的。
会议结束之后，并没有按照要求迅速向红一军团传达此次会议的精神，甚至过了近半月红一军团才收到指示。
当时的红一军团师长李聚奎也提出了关于会议精神迟到的猜测，也许是与对遵义会议的暧昧态度有关。
多次认为，是因为毛主席为了逃离军队的追捕，采取了大范围机动作战的方针，机动作战便意味着要多绕路要多用地形优势甩开敌人，这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就是军队劳累疲惫。
遵义会议后与作战，虽然多次胜利但是胜利的背后，也尽数是心酸的汗水，红军要隐蔽企图，要甩掉敌人，就要多绕几次弯路，就要多踩几次泥坑，多过几次草地雪山。
凡此种种积攒了对毛主席军事指挥得不满，甚至还时常埋怨，“部队走的尽是弓背路，应该走弓弦，走捷径。”
终于的怨气和不满爆发，他不愿意再接受毛主席的领导，他也不愿意再做无意义的努力，他甚至不介意当出头鸟。
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，“现在行军政策有问题，再这样下去，就要失败。我提议换领导，不如你来当，你下命令我们跟着你走。”
聂荣臻毫不留情的批评不顾大局的思想，瞧着还不服气，聂荣臻又义正言辞的警告他：“如果你擅自下令部队行动，我也可以以委员的名义下指令给部队不执行。”
但一门心思不服从毛主席决定的怎么听得进去，无论聂荣臻苦口婆心劝了多少回，警告了多少次，始终不记心里，他甚至写信给中革军委说要求改换领导。
时间总会印证过去走过的路是否正确，看过的每一个星星，睡过的每一个草地，踏过的每一片河流都会记得有一群怀抱着赤忱情怀的赶路人。
在会议上，领导层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的错误，并且肯定了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得正确，更是表达了对毛主席军事领导的充分信任。
毛主席也对错误的思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，谈及“不应该走弓背，而应该走弓弦”的急功近利的思想，毛主席更是严肃的驳斥，直言太过年轻不懂事，“你是个娃娃，你懂什么？”
但性子执拗，认准的事情绝不会轻易改变，哪怕事实摆在面前，他仍是不愿意去懂那时候毛主席的良苦用心。
陕北十分偏僻荒凉，不止一次的要求想去陕南打游击，而不是留在穷乡僻壤默默无闻的熬下几个春秋。
后来他向中央正式提出要去陕南，并且认为在陕南打游击战比在陕北建设根据地更加重要，他还要求将红军的主要干部一起调出前往陕南。
但在日本侵占华北的前提下，陕北反而比陕南更加重要，如何在陕北开辟更多的根据地才是重中之重，毛主席多次认为的观点太过个人主义，只顾着自己的目标是否能够达成，根本难全大局。
红十五军团在北线作战，处于山区，无论是筹款还是拓展根据地等等十分不易，条件万分艰苦，面对凶恶残忍的敌人更是伤亡惨重。
于是毛主席拍电报给，希望他能将红一军团的兵力拨送一点给红十五军团，能让十五军团再苦苦支撑一段时间。
还是聂荣臻又了解了部队的情况，证实了部队的编制并不完善，而且人员也尚未满额，他向毛主席说明了前因后果，请求免除拨送，再寻其他办法。
虽然事出有因，是情有可原，但是毛主席仍然严肃批评了红一军团的“本位主义”，只顾着小团体的利益，不在乎整体。
毫无疑问，在的道路上固执己见，始终抱有一些错误主张，但也不可否认他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扮演着一个重要角色。
“我知道你相信不可避免地要到来，但你不相信有迅速到来的可能。”毛主席谆谆教诲仿佛还在耳边，一生，是非功过，被时间打磨得愈发深刻。
之始，他为自己的选择摇摆不定过，他为的前途迷茫困惑过，他不知道摸着石头过河对岸的是光明坦途还是荆棘血路。
[4]李时新著. 的军旅生涯 上[M]. 呼和浩特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 1997.09.